福特工厂在1913年把不同制造方法结合到移动装配线中,降低了Model T的价格。他没有发明汽车,这项生产成果也不是独自实现的。亨利·福特博物馆记录了他传播反犹主义的行为,这是任何评价都必须面对的严重伤害。说明生产史不能成为淡化这种伤害的借口,销量与效率也不是道德免责理由。
他以长期工业影响胜过贝索斯,位列第三,但这种社会伤害明确削弱了其伟大企业家的资格。盖茨则凭更能适配不同硬件的商业软件平台排第二。这个位置是一项可以反对的编辑判断,而不是对他全部行为的认可:我们让重大经营贡献进入比较,同时把严重伤害写进评价,而不是假装榜单只涉及技术,因而可以略过责任。
如果你的标准认为这类社会伤害足以取消入选资格,直接把福特移出榜单是合理立场。本榜并不要求读者接受一个统一的道德折扣分数,更没有办法把伤害与降价用同一数字相减。希望讨论的,是哪些遗产值得学习、哪些行为必须明确拒绝;理解装配线的影响,与尊敬做出这些行为的人,是不同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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